“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疑猜，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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