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事情来了，朱熹的这篇《落职罢宫祠谢表》在后世引起了无数的争论。明清两朝推崇理学，致使后世有不少的人把朱熹神圣化了，所以不允许朱熹有污点。但是朱熹的这篇《落职罢宫祠谢表》又言之凿凿的承认了沈继祖弹劾中的某些事情。

于是就围绕着朱熹被弹劾之事，在后世出现了一个公案。支持朱熹的人为了给朱熹翻案，叫嚣着说：“谢表是有格式的，凡是上谢表，不管自己错没错，都必须要承认自己错了。”一帮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朱熹既然能被当做圣人，自然是有原因的，于是无脑的支持朱熹是被逼着认错的。

然而谢表真的必须认错吗？这事从古到今来看，倒是不难判断。

《唐书》有两本，一本是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赵莹主持编修的；另一本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编修的。为了表示区别，后晋编着的被称为《旧唐书》，而北宋编着的则被称为《新唐书》。

这两本《唐书》都有《刘祎之传》，内容也都差不多。这个刘祎之是女皇武则天提拔起来的唐朝宰相，因为对人说：“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被人告发得罪了武则天，后被诬告下狱，再审问官宣读武则天的手敕时，刘祎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这下就彻底得罪了武则天，被赐死于家中。

《唐书》中记载：“祎之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法，思钧为播州司仓。”

看看刘祎之的文章就知道了，他不但不认错，反而有理有据的为自己辩解，使得周围看过的人都同情他。

如果说刘祎之是前朝之人，那么宋朝的王安石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宋史.王安石传》里就记载道：“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看了吗，王安石一个人，敢得罪开封府、刑部和大理寺，皇上免了王安石的罪，他就不谢恩，御史弹劾他，他也不干。王安石可是和朱熹同时代的人。

至于后人，就不多说了，明朝的方孝孺被诛了十族。

一个官员如果被赐死了，如果不认罪，还能给你你改成凌迟、腰斩、五马分尸等酷刑，更甚者皇帝还能诛你九族、十族。相比来看，朱熹只是被罢官，根本不算大事。更何况朱理学提倡的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必然会以死卫道，怎么可能诋毁自己的节操？！也不知道这说朱熹被逼认罪的这帮人，是在骂朱熹呢还是在骂朱熹。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谢表必须要认错。那么问题又来了，有几个人看过朱熹的《落职罢宫祠谢表》，知道他是怎么写的？朱熹认错了吗？！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一帮卫道士人云亦云，那才是真的可悲。所以有句话说：很多人的认知配得上他所遭受的苦难！

首先说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六大罪，这其中朱熹只承认了第六条的“为害于风教”，也就是朱熹在《落职罢宫祠谢表》中写的“规学宫之地而改为僧坊。”具体的说，就是朱熹把一处县学改成了护国寺。改造过程中不但滥用民力，而且为了走捷径，不管百姓死活，佛像直接从百姓的田间运过。为了给佛像腾地方，在把孔子像从县学移出的过程中，粗暴野蛮，以至于孔夫子塑像的“手足堕坏。”

这种事情很好查清楚的。如果不是事实清楚，辩无可辩，对于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熹能承认吗？！

至于弹劾之中的其他十几条罪行，朱熹在谢表中也只承认了比较好查的“私故人之财”和“纳其尼女”，至于其他弹劾的罪行一概不予承认。

由此可以判断，所谓的朱熹按照谢表必须认罪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得不说，历史上的愚民政策执行的太好了。被愚民的普通老百姓已经从认可统治阶级的谎言，进化到了自我愚弄。除了少数别有目的的人，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程朱理学的内容是多么的玄幻和无解，也不了解朱熹的过往，就自然而然的为他辩解，还沉浸在爱我传统文化的自我感动中。

朱熹值不值得崇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赵旋也认为是人就会犯错误，人无完人。不能因人废事，更不能因人废言，要把人和事分开来看。把圣人塑造成一个完人，脱离了人间烟火，根本没有必要，何况朱熹还不是圣人呢。

赵旋道：“我也认为朱熹的私德有亏，但是这个人的学问还是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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