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有个弟弟在沈阳小北二库上班，听说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从工厂带回几个人想砸医院打院长，让我母亲拦住了。

在沈阳铁西生活的我父亲的妹妹，我的老姑听说弟弟死得不明不白，便叫我母亲去告。

本来父亲去世后医院为了安慰我们一家人，把我大姐二姐安排到医院幼儿园上班，以此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老姑告了医院后，医院不管了，也不安排大姐二姐的工作了。

为了生存，在大太平庄生活的大姨给母亲介绍了个男人，他成了我们的继父。

一家人在大太平庄村生活，母亲为继父生了两女一男。

阳光是静的，风是静的，棉絮般的白云是静的，村东的水塘是静的，太平庄是静的。

偶尔打破这平静的，是村中的鸡鸣鸭吟，还有大狗小狗的叫喊。

这是1969年5月夏天的一个上午，在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七个子女随母来到了距沈阳城100里地的新民县前当堡公社大太平庄大队（现在叫大太平庄村）。

母亲经她的大姐，我们的大姨的介绍，嫁给了村中的老实朴素的王贵仁，他成了我们的继父。

继父家兄弟姐妹多，房子不够用，我们一家人便与继父挤在三间草房西屋的南面炕上。继父在三十八岁那年之所以娶了拖儿带女的我们的母亲，与他家的贫穷是分不开的。

可那个年代又有谁家是富裕的呢？

没有电灯，晚上点冒黑烟的豆油灯、煤油灯，偶尔点根白色或红色的蜡烛是在过年过节的夜里。

没有自来水，没有室内厕所，没有父亲从医院领回的加工完的大米白面高梁米。

城市生活被只只黑手遮盖住了。那么我们吃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呢？玉米和高粱米是怎么加工的呢？

谜底的揭开，就在1969年夏天这个上午。

在我的记忆中，40多年前这个夏天的上午，继父及我的六个兄弟姐妹去哪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只记得我自己，手里拎把小撮子，跟在背着一袋玉米粒的母亲身后，走出院子，穿过静静的村庄，来到村东口的一个小磨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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