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只能一步步往前走了，钱谦益那个招安条款算是奠定了双方的政治合作基础，在这方面双方都不想改变。不过茱莉与其签订的附属经济条款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不合时宜”——尽管其实距离招安成功才过了一年半，两年都没到。可大明朝终究已经反应过来，不甘心再一味充当经济上的冤大头了。

而琼海军既然仍想从大明的市场中获益。那少不得就要分出些利益来给大明朝廷。所以双方将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对这部分条款进行一些小小的修改和调整，但具体调整多少，那就要看双方的势力。底线，以及谈判人员水平高低了。

本来按照明朝方面所处的地位，他们在这种谈判中应该是很占优势的，毕竟市场本身是在大陆上，而大明朝廷则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近乎无限的巨大权力。不过明朝官员对于这种谈判的生疏和漫不经心几乎完全抵消了他们的先天优势。实际上，在那些大明官员眼中。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地位相等的谈判。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朝廷向下面某个藩属势力提出了要求，但对方有些本钱，也敢于讨价还价，朝廷不能象对待寻常僚属那样予取予夺，必须要付出些代价——但也仅此而已。归根结底，这是大明帝国内部的事情。

琼海军这边名义上的谈判负责人是郭逸，但真正操办具体实务则是林汉龙。他在与周延儒等几位大明高官接触了一两次之后便立即发现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古往今来的官僚都差不多，林汉龙以前作为小包工头，从政府部门手中接项目时多次与此类官僚打过交道，非常熟悉他们的思维套路。然后林汉龙便相当务实的建议代表团相应调整己方谈判策略，不再是以谈判对手身份，而是作为工程的承包商，为大明朝廷提供服务而来。

硬拗是没有意义的，明帝国在名分大义上的死板立场史书上早有记载：据说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时也只是要求崇祯封他个藩王，然后便愿意回西安去，但明帝国却依然拒绝。至于后金方面与大明朝多次有文书往来，却仅仅为了争执一个称呼上的问题而导致连最起码的交流都做不到——有这些教训在前，林汉龙才不想为了区区一个名分问题跟明朝闹翻呢。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太清楚哪些东西该坚持，哪些又完全可以灵活对待的。在他们原来那个时代，就连国家政策上都在玩“打左灯向右转”的把戏，况且这种商业谈判——没错，只是商业谈判而非政治。他们要争取的是商业利益，而不是什么政治名分——后者根本不指望明朝恩赐，只能依靠自己去抢夺。

所以在说服了郭逸等人之后，林汉龙很快便从谈判代表回到了他的老本行——包工头服务商。这段时间他跟郭逸以及陈涛三人每天就穿着一身不怎么挺括的皱西装——没办法，从现代社会带来的礼服不能天天穿。而本地另作的，哪怕裁缝手艺再好，在这个时代却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厚重毛纺面料，只要一天没慰烫就立马起皱——手中也夹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如果不是出入都乘坐高级马车，身后还跟着一队警卫士兵的话，他们仨真跟刚改革开放时那类皮包公司小经理没啥两样。

他们仨出入的地点也充分体现了明帝国对于这场谈判的漫不经心——是在钱谦益钱大老爷的私宅，准确点说是在礼部尚书钱阁老府的书房中。不过他们的主要谈判对手却是周延儒——上一次跟短毛谈判时朝中无人在意，结果被个白身的钱谦益捞到了大便宜：短短两年内从白身到起复到入阁，虽说这也跟他先前积攒下的名望有关，但这华丽丽的三级跳依然绝对是开创了大明官场的一项新记录。

所以这回周大首辅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此事交给旁人了，肯定要亲自操刀。而钱谦益坚持要把谈判地点放在自己家里的缘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周延儒跟短毛商议修约，万一修出个彻底推翻他原先条约的结果来，岂不是把他老钱变成了朝廷罪人？如今的钱谦益也算很有点政治头脑了，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却也不能不防，所以哪怕就是天天无聊到干坐在旁边喝茶，他也必须要全程加入到谈判中去。

当然琼海军这边完全没有过河拆桥的意思，跟老钱的合作一直以来也很愉快，所以既然老钱有疑虑，他们也就顺水推舟的邀请钱大人全程参与了。除了这两位之外，既然主要是涉及到财政方面的事务，刚刚上任的户部尚书杨一鹤也免不了要请来谈一谈。但杨一鹤在谈了一天之后便发现自己胜任不了这项工作——他原本是漕运尚书，才刚刚接手户部，根本不熟悉情况。而且大明朝的户部作为最直接面对明王朝财政窘境的部门，那真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杨一鹤才接手就后悔了。

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真正的参与者都知道这次谈判事关重大，杨一鹤也不敢硬撑，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他决定还是跟周延儒沟通一下，把原本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请回来，由这位最了解大明朝财务状况的干才来跟短毛面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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