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人们对要不要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但这并不表示，“姓资”和“姓社”的讨论已经结束，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搞商品经济，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问题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悖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爱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23页）

在未来的**社会中，商品经济将消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即使在**的初期阶段，在过渡时期，也不能存在商品交换。“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0、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这样的认识问题，来源于他们对商品经济的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45页）“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末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49页）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持同样的认识，从1917年至1921年，前苏联实行的战时**体制，尽管与特殊的战争环境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宁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分不开的。从1921年开始，在列宁的主持下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和贸易自由，说到底就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挽救了在战时**体制下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但是，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终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529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造成了重重障碍。

二、中国的实践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尽管从来没停止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却一直视商品经济为异已。就连农民用几个鸡蛋换些零花钱有时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对商品经济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状况，大幅度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生产和销售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市场经济被摆到重要位置上。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限制，但是体制模式已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冲破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羁绊与禁锢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社会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和该不该搞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不搞商品经济不行，这同样是实践做出的结论。

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首先是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全部的需要，个别的需要总是要通过交换去满足。在交换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商业欺诈，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亏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换总的趋向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规律。交换的结果是双赢，双方各得其所。可见所谓商品交换其实就是等量的不同质的劳动的相互交换，也是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过程，只是服务必须是有偿的，等价的。商品交换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方式。一个社会的生产如果以生产商品为主要形式，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因此，讨论为什么要搞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讨论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们所以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的。我们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剥夺的过程。资本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它无法把劳动能力从劳动者身上剥离。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但同样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劳动的私人属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在拙文《劳动与享受》（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一文中进行过论述，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作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详细内容前边已引用。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48页）。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

劳动是人类独有的能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正如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劳动也同样是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进化而来，从动物的本能到人的劳动，这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正如一切进步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来也是一种退步一样，人的劳动所以高于动物的本能，在于劳动是有意识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动，而恰恰是可以自行支配也就可以决定自己懒散怠惰甚至不劳动，而对动物是不需要这种担心的。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一个劳动者积极主动另一个劳动者消极怠工，其劳动成果肯定是不同的，如果只根据劳动时间支付劳动报酬，肯定会挫伤积极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储存中没有可供分配的东西了。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所造成的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要消灭劳动的私人属性，就必须消灭劳动与享受的对立，使劳动本身成为享受。在消灭了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的社会里，如果有谁再说什么劳动报酬，谈什么等价交换，那就是笑谈。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限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页）

也许有人会问，劳动与享受的对立怎么可能消失，劳动怎么可能成为享受呢？消灭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对我们现在的人们说来，确实是很难想像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一个头脑最为简单的人，也能够明确的告诉你对他说来何种活动是劳动何种活动是享受，但是，单纯的确定什么活动是劳动、什么活动是享受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操作电脑对电脑操作员是劳动但对玩电子游戏者则是享受，开汽车对汽车司机是劳动对想过把车瘾的人是难得的享受。农田耕做总是劳动吧？但西方的大享们却宁愿花钱到农村去干农活，享受田园情趣。因此确定某种活动是劳动还是享受，并不在于活动本身而在于对活动的认识。人们的认识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实践，当人们生产生活条件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当然也会随之而改变。

四、公有制与商品经济

王怀超教授在《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几个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几年前，有一位日本学者曾跟笔者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在世界发展史上，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结合起来，有成功的先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而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起来，在世界发展史上还没有先例，如中国能完成这个结合，他愿意推荐我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可以申报诺贝尔和平奖。他接着说，以他看，中国人是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没有解的方程式。言下之意是，在他看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天方夜谭。”（《半月谈》内部版2001年第七期59页）其实，这种认识是很有代表性的。所谓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允不允许公有制的存在，或者说在公有制条件下能不能发展商品经济。

商品具有私人的属性，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法人，前提是产品的所有者才有权把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一般说来，产品的所有权属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如果产品的所有权只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下商品就不具有私人属性，这应当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问题在于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未必一定属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例如股份制，在股份制中无论公有财产和私人财产，一旦投入到股份制企业中，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同最终所有权不同的能够全权处置财产和产品的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使企业成为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商品生产者。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私人财产的扬弃，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股份制也是对公有财产的扬弃。但是，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最终财产权仍属于财产所有者所有。但最终财产权并不妨碍企业对全部财产和产品的全权处置。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所有制的性质，而在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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