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他在这里多久了？”

“将近一年。”

“他一来就关在地牢里？”

“不是的，先生。他想杀死一名为他送饭的狱卒，这才被关进地牢的。”

“他想杀死狱卒？”

“是的，先生，就是替我们掌灯的这个人。是这样吗，安托万？”典狱长问。

“对，他要杀我。”那狱卒说。

“是吗！他是个疯子？”

“比疯子更糟，”那狱卒说，“简直是魔鬼。”

“不要训训他吗？”督察长问典狱长。

“不用了，先生，像这样已经够他受的啦；再说他也快疯了。这种情形我们见过，我看不出一年，他的神经就完全错乱了。”

“这对他来说，说不定倒是好事，”督察长说，“真的疯了，痛苦反而少些。”

读者不难看出，这位督察长是个挺有人情味的人，很适合从事这份应以博爱为怀的工作。

“您说得对，先生，”典狱长说，“您的想法表明您对这事儿琢磨得挺透彻。这不，二十来尺[1]开外还有一个地牢，可以从另一个楼梯下去。那里面关着一个老神甫。他当过意大利一个政党的头儿，一八一一年起关在这儿，一八一三年底发了疯。从那以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先是愈来愈瘦，后来又长胖了。您看这一位不如看那一位，他疯得有趣，看了不会让您伤感。”

“我两个都看，”督察长说，“做事得做实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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