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伯爵回答说，“我和您从事同样的研究，只是我想从总体上来研究人类，而您研究的是个体，每天接触的都是个案。我想，从整体到局部，要比从局部到整体容易得多。有一条代数公理告诉我们，应该由已知数来求未知数，而不该由未知数来求已知数……哎，您请坐呀，先生，请。”

基督山伸手示意，王室检察官只得走过去，在稍远的一张扶手椅上落座。基督山本人则就势坐在原先屈膝跪在上面的那张椅子上。这样一来，伯爵正好侧身对着客人，背朝窗口，胳膊肘支在刚才两人谈起的地图上，而眼前的这场谈话，跟在莫尔塞夫和唐格拉尔府上的那两场谈话相比，纵然环境有所不同，在人物坐姿上却非常相似。

“啊！您在谈哲学了。”维尔福说，趁着刚才片刻的沉默，他有如遇到强劲对手的运动员那样在积聚力量，“好吧，先生，恕我实话实说，我要是像您一样没什么事情可做的话，我可不会研究这么乏味的学问。”

“可不是，先生，”基督山接口说，“在凭借日光显微镜研究人类的学者眼里，人不过是条丑陋的毛虫而已。不过您刚才不是说我没什么事情可做吗？那么我倒要请问一下，先生，您认为自己有事可做吗？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您认为自己所做的，称得上是事情吗？”

维尔福又被这个奇怪的对手狠狠地击中一拳，惊讶得不得了。措辞这么尖锐的悖论，检察官先生实在是久违了，更确切地说，实在还是第一次听见。

王室检察官准备认真应战了。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有一段生活是在东方度过的。所以您不知道，在那些蛮荒国家异常简便的司法程序，在我们这儿实施起来有多审慎，又有多困难。”

“我知道，先生，知道。这就是古人说的pede  claudo[3]。这些我都知道，我研究得最多的，就是各国的法律，我把各国的司法程序和自然法一一做过比较。我得说，先生，只有我们先民的法律，也就是同态复仇[4]，才是最合乎天主旨意的法律。”

“要是接受这样的法律准则，先生，”检察官说，“我们的法典就大大简化了，而且这样一来，正如您刚才说的，我们法官就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喽。”

“也许会有这一天的，”基督山说，“您知道，人类的创造都是从复杂到简单的，而简单的总是最好的。”

“目前，先生，”法官说，“我们的现行法典中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条文，因为它们有的出自高卢习惯法和罗马法，有的则是援引法兰克人的惯例。而要了解、熟悉所有这些法律，想必您也同意，不仅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还要有极强的记忆力，一旦熟悉了这些法律，就要能牢记不忘。”

“我同意您的说法，先生。但您所知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全部知识，我都知晓，而且我所知晓的，不仅仅是这部法典，而是所有各国的法典；我对英国、土耳其、日本、印度的法律，就如法国的法律一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于（您知道，先生，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我所做过的事情而言，您几乎无须做什么；而相对于我所学过的知识而言，您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您学这么些知识，目的何在呢？”维尔福惊奇地问。

基督山笑了笑。

“啊，先生，”他说道，“我认为，尽管大家都说您很优秀，可是您对事物的看法，还停留在世俗的观点上，总是从人出发，最后又回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就人类智力的限度而言，您抱有的是最有局限性、最狭隘的观点。”

“请您解释一下，先生，”维尔福说，他真是愈来愈惊讶了，“您的意思我听得……不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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