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任大国，

我是一位落魄的中年作家。

在小也六岁，庆宁三岁的时候，我离婚了。

我记得，签离婚协议的那天，下着小雨，我和她在商场内买完东西，就在一楼的咖啡厅避雨。

那天，我状态很不好，一直没怎么说话，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又被退稿了，我到底写的哪里有问题？而且，身体也不舒服，腹部总是隐隐作痛，之前去了医院检查，但结果还没出来……

我表现的很沉默，但这一点也不奇怪。

对于一位中年男人来讲，工作和收入，就是撑起腰板的脊梁，人混得不好，总会表现的很沉默。

不过，令我很奇怪的是，那天她竟然也很沉默，这挺反常的，因为在婚姻的最后几年中，她给我的记忆都是很忙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着信息，打着电话。

一杯热饮喝完，室外的小雨还没停。

她突然跟我说：“单位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我要去国外。我们……离婚吧。”

我懵了，心里有一种既意外，也不意外的感觉。

结婚前，我们同处一个起点，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结婚后，我选择了自由职业，在家写作，而她却选择在外企一点一点打拼。

一个节奏总是很快，一个总是很慢。

再抬头时，她变成了外企的区域负责人；而我一事无成，没名也没钱。

报团取暖，变成了一枝独秀，婚姻关系失去平衡，离婚也正常……

她明显是有准备的，说完话，就从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

我不想表现的很惊慌，很卑微，因为我知道，她是一个遇事情，会先在自己脑子里想无数遍的人，心里一旦有了决定，很难更改，即使那天我跪下求她，也挽留不住什么。

我自认为很冷静的问她：“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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