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云一时激动向陶宗仪提出的道统论，并未如小说主角般引发臣服。他只是抛出了一个新的思潮，让陶宗仪一时间难以消化。当陶宗仪回过神来，想要与苏星云就此展开辩论时，却被接待员告知苏星云无暇理会，无奈之下，陶宗仪只得返回浙地。由此，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拉开帷幕。

然而，浙江的造纸行业终究不敌共和，因此在辩论中，浙江并非在观点上败北，而是输在了共和强大的传媒物质基础上。共和利用铺天盖地的纸张宣传，淹没了浙江依靠少量书信及少数鸿儒间的交流所进行的思想传播。

可以说，在共和境内，简体字白话文宣传下的百家争鸣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潮流，将原本只在儒生中传播的儒家独尊思想挤到了非主流的边缘。随着报纸的广泛传播，这种趋势甚至逐渐向共和领地之外蔓延。

共和在思想传播的战争中暂时占据上风。但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共和作为一个不独尊儒术的新型政权，崛起时间尚短，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人们对这种新生的非儒家治国方式尚未完全信服。

然而，只要共和持续前行并取得胜利，这种思想终将得到广泛认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科学定理，没有任何思想能被确定为绝对真理，唯有实践才能检验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的正确性。

共和的实践，正是苏星云所提出的思想在江南士林中引发巨大反响的原因。共和的强盛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无论江南士林中有多少人厌恶苏星云的治国理念，他们对苏星云学说的研究却都异常谨慎。共和这个新生且前所未有的强盛势力的出现，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在这个位面上，旧知识阶层的思想已经在苏星云这个“蝴蝶”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无论是江南的私塾还是蒙古贵族的书堂，简体字的化学物理知识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案头。

显微镜这种能够观察到微生物的工具随着商人的脚步传播开来，让“细菌”这个概念为更多人所知。蒙古贵族和江南宗族开始强制推行不喝生水的习惯，以此作为减少下一代夭折率的策略。接生婆在接生时进行双手消毒也成为了一种必须遵守的程序。

北方的李氏贵族酿酒师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后来这一技术传到了共和。苏星云得知后，未经宣布便将其应用于共和的发酵行业。直到共和统一南北之后，一起控告共和政府的专利案件爆发。由于李氏未在共和申请专利，最终败诉，但确认了他的首创地位，国家因此补发了一个安慰奖，并将这一消毒后加菌种的方法命名为李氏消毒法。

如果现在共和失败，在未来50年内，中国大地上仍会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因为现代科技的窗口已经被苏星云打开。目前，苏星云与江南之间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管理模式。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江南文人倡导的是依靠旧地主阶级的财富积累和管理地位来引领这场变革。

而苏星云和共和所代表的人群则坚定地遵循两条主线：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直接制定政策和目标管理劳动者；二是自下而上的劳动者监督政府管理机构的执行情况和管理人员的行为。这是一种上下权力双向交互的模式。

两种模式相较于当下的中国都是先进的，双方都拥有引领中国步入工业社会的动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变革的速度、激烈程度以及彻底性。然而，苏星云来到这个世界后，并未过多涉猎文言文，加之他自卑内向的性格，使得他认为自己在文人眼中显得粗鲁。因此，他并未尝试与社会原有的经济文化主流建立联系，而是选择了类似tg的科学农民起义路线。

尽管江南地主阶层在口头上贬低苏星云，但如果苏星云愿意“浪子回头”，在他们眼中，他立刻就能成为一代明君。遗憾的是，当苏星云得知自己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对建立皇朝、传承后代的模式并不感兴趣。江南文人的种种示好，对他而言如同对牛弹琴。

江南的儒家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江南的汉族大宗族地主阶级都是儒教信徒，但并不意味着研读几本孔子语录就能带来财富。一些因生计所迫的文人来到共和寻找工作。家道中落的张运，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但因家庭衰败而卖掉祖宅，将母亲接到共和，并在此找了一份工作。起初，张运因为要从基层做起而感到沮丧，但在母亲孙氏的鼓励下，他开始踏实工作。

孙氏告诉他：“共和这几年的发展如此迅速，绝不会埋没人才。只要你认真努力，自然会展现你的才能。你若一味抱怨，不去做好你看不上的小事，只会让人认为你是个庸才。”

在母亲的教诲下，张运静下心来，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不得不说，从小被当作精品培养的人，只要态度端正，往往比速成的人才更有优势。张运的谨慎、细致以及一系列良好的工作习惯，都是他十几年家庭教育的成果。细节决定成败，而张运在细节上的出色表现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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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运很快就脱颖而出，摆脱了原先与他一同工作的群体。他晋升为运输节点的总负责人。然而，一个重要的选择即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自从杭州会战后，尽管双方都严守不滥杀民众的底线，但战事仍旧导致了大量流民的出现。这些江南水乡的流民是优质的南洋移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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