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刑事检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必须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着力推动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坚决防止和纠正冤错案件。

这，字虽少，意却丰。它表明：指控要以证据为核心，是检察监督的“源头”；而纠正冤错案件，则是检察监督的“根本”。

对此，向北很认同。

对此，向北才有话欲白。

向北说前不久呀，他看见一份《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那通知书的第2页有“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任职文件、机构编制方案、职责整合方案、到案情况说明、领条、新增城市出租运营车辆的请示、某某经济开发区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承包经营合同书等书证，霍某某、张某某等证人证言以及某某达人的供述与辩解”等。

于这种编排和说辞，通常情况下当然是人见能见的惯常的行遍天下皆宜的，于外人读去，多是挑不出毛病的，皆不会引发置疑的，均认为是正确且又妥当的了。

只是这一次，做为那通知书中涉及到的那位某某达人的知己，向北自然是能够知道那种编排和说辞的“编”和“说”，会因为什么而让人很明显的知道那通知书中的那些编排和说辞，是多么的不正确和不妥当！

因为证明上述事实的书证中既含有违法无效的“承包经营合同书”，又缺少产生“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前置条件，即：缺少“新增城市出租车运营车辆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

因为2019年12月15日监委找霍某某谈话时的谈话记录上，清楚地记录了“在得到那某某达人的口头同意后，我就在……买了9辆一汽捷达轿车”等霍某某口述的内容？

如果这一“经口头同意就什么了的”思维和做法，能在法判中被支持，那这种简直就是视行政审批许可为儿戏的背后，岂不令人感到万分恐怖？

因为，它无疑能让人从另一个侧面去对霍某某指证“盖章，是经过那某某达人口头同意和安排”说法的正确性，产生有十足底气的怀疑。

一般情况下，对于行政许可决定书，人们都不难理解。

而对于“经营协议”，在那通知书中则应当另有专指。

因为，它是指出租汽车公司与主管部门，在基于作出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之后，签订的由《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所明文规定的多达“7个方面”内容的经营协议的专指，当有多么的重要，于相关方而言“他们都知道”。

据此，可以说那霍某某新增车行为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其所谓的出租车皆是他自己的叫法，于法自始便不存在。

还因为现有新证据能证明“证明上述证人证言中的霍某某、张某某等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显然不够，在没有它证佐证的情况下，当然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

还因为现有新证据源，去证明庭审程序有重大缺失和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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