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篷跑车在街边停下。

他知道是哪里不对，为什么反反复复的想起崔小明的那张画了。

那张未完成的画，创作思路，艺术哲学，非常明显的贴进韩国白淮南的那组《电视佛陀》。

官推下方的介绍中，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呢……骨子里，从这倾斜三角形的构图思路，明暗交界的光线处理，对宗教神像元素的运用，包括整个画的风格，都不经意之间，让老杨想到另外一张作品。

那张顾为经的《阳光下的好运孤儿院》。

像。

实在太像了。

从外表看上去，这两幅画完全是不挨着，天差地远的两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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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骨子里……竟能如此的相似？

常理来说，双年展是艺术竞赛，大家都是为了得奖去的。

画家们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藏着揶着，不到最后一刻，不显露在人前。

崔小明站在自己未完成的画作面前，拍摄狮城双年展的采访照片，是比较违背常理的一回事。

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

一般只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一是画家的绘画风格太特殊，技法太好，对自己的创意非常自信。

相信对手们就算是看到了，也抄袭不了，所以根本就无所谓，他想要提前透露出一点的风声出来，拉拉曝光和观注度。

二就是反过来，他……自己就是抄袭的那一方，着急的把作品拿出来。

这一套也是行业内玩腻的。

传说几百年前，油画家们在巴黎沙龙里互相卷的时候，就有人会偷偷看了别人的画，然后连夜画出来，抢先展示给评论家和学会的学者。

卡拉瓦乔和巴格利奥，倒底有没有抄袭创意，是谁抄袭的谁，已经吵了几个世纪了。

江湖传言中，毕加索也喜欢干瞄到别人的作品，然后把精髓学过来，自己画出来开展览的事情。

他当年在法国画坛甚至会被人称为“临摹专业户”。

或者，更简单的例子。

艺术抄袭这种事情，有点像是学界抢着发表论文。

第一个拿出来的人名利双收，应有尽有，被人追捧，第二个发出来的人，则往往一文不值。

而这种事情又很难去查，甚至没法查。

很多学者都笃定的认为，诺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抄袭了隔壁英国学者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贡献，甚至有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教授直接把它定形为了“科学史上对创造力的最丑恶的剽窃，一个肮脏的好戏”。

但有再多人站出来，提供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很可能人们也再也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了。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类最严肃、最严谨的科学类学科，都笼罩在了抄袭的阴云之下。

换到了艺术领域，“创意”这么缥缈无形的东西。

是谁抄了谁，永远都会是一笔糊涂账。

标准就是，谁拿出来早就算是谁的。

基于崔小明的绘画方向。

他的那张画独特的画法，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大多数的人，包括评委可能都会认为是第一种，是崔小明对于自己独特的东西合璧绘画思路的自信。

老杨却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不对劲。

崔小明……他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顾为经的那张《仰光下的好运孤儿院》。

没有什么证据能支持老杨的想法。

这两张画的主人，一东一西，差了足足十万八千里，作品的内容也差了足足十万八千里。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也不能说是崔小明抄袭了。

可老杨还真就是这样想的。

武断，先入为主，或者说……直觉。

恰恰好。

老杨他的直觉一向很准很准。

嘭！

土狗嗅到猫腻抽动了鼻子，油腻的中年牛仔拔出手枪，一枪正中问题的靶心。

正常来说。

顾为经就算拿着作品摆在街上满世界嚷嚷，在缅甸这种混乱的不太受重视的“艺术荒漠”。

且不论这种“艺术荒漠”是不是欧洲中心的歧视，反正客观上也很难把作品吹到崔小明这位柏林画二代的眼前。

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心人的推动。

一张只在极小范围内流传的作品，又怎么会巧合的出现在崔小明这位“恰到好处”的竞争对手的眼前呢？

如果这件事真的像他想的那般……

“那可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老杨重新挂上档，踩下了油门，跑车迎着阳光，向着街道的尽头奔驰而去。

“曹老，曹老，出事情啦！”

——

汉堡，仿苏州园林“茶轩居”。

一曲结束。

自动换片的唱片机将唱针移到第二张，那是一套上世纪四十年代黑人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的专辑。

这一套唱片只有六张，还是那种早期的单面唱片。

每张唱片仅仅只能刻录一首歌曲。

先是音乐剧《演艺船》的经典主题曲《老人河》，然后再是《自由之歌》和《st.louisblues》……到了最后一张，竟然是无比熟悉的曲调，从唱片机里的喇叭中播放了出来。

「arise，youwhorefusetobebondslaves!」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

黑人男低音低沉淳朴的嗓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听曲调，那竟然是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曹轩还能记得这首专辑的背景。

四十年代。

虽着日本人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二战，米高梅电影公司为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fascist同盟致敬，拍摄了一系列歌颂苏联、英国和中国战场上，和凶残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英雄们的电影。

其中中国版本的抗日电影，就是著名的《龙种》。

由奥斯卡获得者沃尔特·休斯顿饰演农民潭林，由西方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好莱坞女王凯瑟琳·赫本饰演女主角小玉。

当剧情进入到最高潮的阶段，小玉端掉了日本鬼子的司令部的时候，便是这首激昂的变奏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

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arise》。

人老了的时候。

就更容易去回忆过去。

战争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它是那么的丑恶，凶暴，残忍，却又能将人性最高贵，最勇敢，最英雄主义的一面，凸显的淋漓尽致。

它是善与恶，天使与魔鬼，自由与压迫之间殊死斗争。

从亚洲、欧洲、美洲，再到非洲。

从中国战场到苏德战场，再到太平洋战场。

从陕北的农村到斯大林格勒，再到中途岛，跨越了种族、地域和意识形态，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大家并肩战斗在一起。

这便是人类的英雄主义。

世界上有很多种的英雄主义。

《龙种》里的大儿媳orchid，再电影表现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肆意的烧杀奸淫掳掠的情节时候，为了保护两个小孩子，主动的离开避难所，吸引鬼子的注意，结果被日军残忍的折磨至死。

他的丈夫抱着她满目疮痍的身体，悲痛的对着所有人大声的宣讲，告诉大家，他的妻子阿兰虽然只是一个粗奔的，不识字的农妇，她却无比勇敢又无比壮烈的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孩子，是世界上“真正的英雄”。

曹轩知道，其实最后那段演讲，难免有些美式思维的直接，少了些东方质朴的老农民对待悲痛的含蓄的表达的。

大悲无声。

面对终极的悲痛，终极的愤怒的时候，老农民也很难表现出罗斯福面对电视机征兵演讲时的那种雄辩的外向。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位手无寸铁的农妇，用生命对抗魔鬼般的敌人，壮烈的保护了自己的孩子。

毋庸置疑。

这当然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开始时老实巴交，只想活下去的农人，在鬼子凶残的本性面前，最终觉醒，变得想要抗争，无比拥有血性，意识到必须要寸土不相让的将日军都赶出中国的大地去，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这当然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真正有贯穿力的情感，是最共通的情感，最能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的情感。

它不因为艺术形式，表达方式的变化，不因为是东方式的思维还是西方式的思维，不因为落笔者是东方还是西方，不因扮演者，歌颂者是黑发黑眼，还是金发碧眼，是黄皮肤还是黑皮肤，就会有任何的褪色。

它永远是动人的。

曹轩这样的东方人，在看到《龙种》里的美国式表达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动容。

而《龙种》上映的时候，美国人听着一位黑人歌唱家所谱写的田汉，聂耳为《风云儿女》所谱写的以东北抗联为原型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依然回无比激动的起立，掌声雷动。

因为心心相映，所以感人肺腑。

曹轩今天下午没有课，他只是午休以后，随意的选了一张专辑，放入了唱机之中。

他从小就是个唱片爱好者。

曹老爷子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文化资源，他从1930年代，就在那里听爵士乐，玩萨克斯了。

听唱片的爱好，他维持了一辈子。

如今光是个人书房里的唱片集，就有超过5000册，说是东半球前列的唱片收藏家，也许有点夸张，但整个汉堡，这个音乐家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的故乡，论音乐唱片收藏，也许没有人会比曹轩更多。

拿到这张保罗·罗伯逊的专辑，只是随手而为的巧合。

然而此刻，戴着老花镜，拿着平板电脑的曹轩却认为，这个巧合刚刚好。

一切都是恰到好处。

他用枯瘦的手指拖动着屏幕上的照片，嘴角忍不住向上抿起。

顾为经的进步很快。

说实话。

曹轩想过顾为经能够在新加坡双年展上获奖，他这一生见过了太多惊才绝艳的年轻人了。

可他真的没有想到过——

他能发来一张这样的作品。

“曹老，老爷子，您在书房嘛？”

就在这个当口，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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