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潮1980正文卷第三百四十七章杀富济贫价格松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通货膨胀。

实际上，自从1979年年底，京城统一提高了猪肉、羊肉、牛肉、家禽、鲜蛋、蔬菜、水产品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以来。

仅仅经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平稳期，这八种副食品的价格就开始有脱缰之势，陆续开始上涨。

翻过年来，甚至还出现了相关产品搭车涨价，和大量议价商品充斥市场的现象。

比如散装啤酒，国家定价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钱。

可由于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两分钱，卖两毛钱一大碗。

顾客当然不乐意了，宁卫民的邻居罗师傅就较过这真儿。

“不是一毛八吗？怎么变成两毛了呢？再说了，你给的也不是满满一碗啊！”

服务员却满不在乎。

而且正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没个好气儿，话当然是横着出来的。

“就这还没货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嘿，你小子够横的，你还讲不讲理？”

“你要讲理是吧？告诉你，别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块，知道不知道？我没这么干就够对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纯啤。挺大岁数？怎么占了便宜还卖乖啊？”

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弄的不亦乐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这样每日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就更严重了。

尤其这东西还是分等的，一向是什么等的，卖什么价钱。

想想看，每天那么多种菜要凑在一起对外销售，那是相当复杂的价格体系。

自然就更容易出现争执，以及商店擅自提价的问题。

于是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政府的临时应对之法，就是让报纸每天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养成了带着报纸去买菜的习惯。

只有这样对照的看着，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乱涨价啊。

可惜这种办法纯属理论性的，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像宁卫民的邻居米婶儿，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卖菜的，对此体会最深。

比如说有一天，按照报纸上的价钱，小白菜儿应该是两分钱一斤，调低五厘钱。

可副食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价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来卖。

结果因为菜价多了五厘钱，当天便屡屡有顾客提意见，和米婶儿争论。

偏偏这副食店和餐馆还不一样守着家门口儿眼瞅着好多都是熟人。

米婶儿委屈也没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语解释。

“各位街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那么多种菜都一天一个价儿，哪儿来得及调整呀？何况领导就让我按这价儿卖那我也没办法啊。大伙儿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钱是国家的也不是进我兜儿里……”

如此卖了一天的菜，也着了一天的急。

米婶儿嘴皮子差点没磨破了。

就这，还好几次差点没忍住，悬得乎的呛呛起来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这儿会说多五厘钱或者少五厘钱不就是半分钱吗？至于的吗？

可当年就是这样，还真至于。

说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关键是当年的钱，真可以做到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买糖块来说经济账就能算得比半分还细。

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京城有一个顾客在《京城晚报》上刊登文章专门给商店的糖果柜台提了意见。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块是一元一毛一分钱数量应该在一百一十四块左右。

那么以此推论，一毛钱起码应该给十一块糖才比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钱售货员顺手抓了七八块给孩子这是不对的。

应该童叟无欺嘛对于小顾客更不能欺骗。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这么上纲上线。

因为商店又不是售货员开的，人家图什么啊？

只能说是图省事罢了！

可这也更加证明了一点，当年的人们对价格就是那样的敏感。

所以，从1980年开始，“价格”这个词开始逐步成为社会最受关注热点词。

从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调查中。

有关商品“价格”的关注度，几乎总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这种敏感性和热度，就像今天的人们面对房价问题似的。

也是从这时候起，物价大检查开始盛行，物价局变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价检查所、监督站，也成为了最威风凛凛的实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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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实话，这样的历史时期其实是个挺特殊的时间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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