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五成是大旱之年,旱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卫生状况极差。
崇祯十四年的时候,中国内陆地区还处于干旱之中,河北的春天几乎没有雨水,老鼠们没有水喝,只能继续向南走。
与此同时,饥荒中的百姓慌不择食,开始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掉路边的老鼠,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终于爆发了。
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京师大疫,天津大疫。
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
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越看越心惊的班庆涛查到《明季北略》卷十九《志异》的记录:
一个化名为“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几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礼上,有人骑马而行,正在说话,后面的人已经死去。
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原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
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
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共二十余万也。
凡客游宦游,无不预写家书,恐不及作嘱语,大内亦然。
张天师辑瑞入都,出春明不远,急追入谕其书符喷咒,唪经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减。
班庆涛作为传染病学专家,明白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至此他判断这场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
他的这种推测也与史学家推断类似,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想到这,班庆涛愈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队长,这里的明军伤兵太多,咱们的人手不够。”
班庆涛道:“叫本地医官来一起搭把手。”
所谓的医官,就是明代州县的官办医疗机构,相当于现代的医院,因为是官办机构,所以民间管它叫医官,班庆涛也如此叫。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官营行医的历史,始于唐、宋两代,在明朝,各县均设有医学机构,一方面办理药品的管理事宜,为官吏百姓治病,甚至是上门出诊,只不过除了领导,普通医师都没有工资,需要自负盈亏,又因为普通百姓都觉得是官办的,比一般游医都强,收入自然也就不菲,所以这行当也抢手的很。
班庆涛等到这些大明的大夫们到了后,也不废话,直接指派他们处理伤病员的各种杂事,在这个时代,医术即使在东方都属于原始状态,也更别提西方的杀人庸医了,在班庆涛眼里都是未来将要淘汰的,这些老医生现在还能发光发热,未来若是培训后审核不通过,那只是被裁撤的命,远不如培养新人从零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绘画来的轻松。
现代医学理论才是王道。
不过作为本地人士,这些以行医为职业的大夫除了打杂帮忙外,还有一项重要作用,那就是协助班庆涛了解本地疫病状况,边问着经验威望最高的三人,班庆涛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他们讲述本地常见病、传染病的症状和爆发区域。
这些都是未来应对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天、霍乱、鼠疫等等各种传染病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样本案例,小规模感染之外,隔两年还经常会发生一次大的暴发。
基本已经对本地情况了解之后,班庆涛开始在随身的平板电脑上填写所需药品的申请,现在的存货并不多,自来明朝以后,专家们仔细核对后发现所需药品数量太过于巨大,还有未来全国范围内上亿人的医疗需求,都远远不是刘泽乙简单的从第三世界能能弄来的,还得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才好。
任重而道远。
(本章完)
手机版阅读网址:www.77kk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