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真的可算是老档案了,被老鼠啃得七零八落,面全是老鼠屎。随手抽了一张,应该是当时的老文件,一抖满面是灰。
如果有人翻动过,必然会有不同,我忙吩咐王盟仔细去看,有没有哪些地方可疑?
蹑手蹑脚地在文件堆里走动,不久王盟就有了发现,过去一看,原来地有几摞文件放得很整齐。四摞并排,拼成一个正方形。
王盟道:“老板,你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这人在这里翻看,站着太累,就用这些文件做了一个凳子。”
我点头,确实,几乎能想像到当时的情形。那人坐到那个文件凳,可以看得更加仔细。
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想判断那人坐的时候面朝哪个方向,这时发现面向背面的话,一边的架子正好可以放手电筒当灯。我一边在脑子里重现着那情形,一边把手电筒放去,低头看脚下。拨开灰尘,面前果然有几个陈年的烟头,而在正前方,还有一摞文件摆着。
这里的一个大信封起码有四五斤重,散乱的文件不可能端在手里看。我面前的这一堆可能被他用来当桌子了。他看的东西就放在这面。一边抽烟一边看,他娘的这小子还挺悠闲的!
可还是没用,四周全是文件,到底他找的是什么没法推测,也许他找到了需要的就带走了。
我有点着魔地做了几下翻文件的动作,脑子里忽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想到了对条的笔迹,不由得生出一个鬼使神差的念头——暂且不论其他,如果那对条真是“我”写的,我会怎么看文件?
我让王盟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它放在前面的“桌子”,拿起一张翻了一下。接着回忆平时的习惯,一边琢磨,一边用右手将看过的几页叠在手,等到了一定厚度,就远远地放到一边,放得很端正。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因为搞拓本整理的时候,往往整个桌都是纸头,乱得很,理好的东西,我喜欢远远地放开,和别的文件做区分。而放开的距离,必须是手能够够到的。
环视了一下,看看这个距离内有没有我能用来放东西的地方,就看到一叠纸头摞在我右手边的一个箱子,伸手过去,距离正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点抗拒,如果连这也被猜对了,岂不是就证明了,在这里看东西的人,真是我?
不过我只犹豫了一下,就把纸拿了过来。管他呢!反正都死过一次了,这种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将一叠档放到面前的文件堆,第一张是一份表格,好像是津贴预算,有几个人名,津贴最多的是四百四十七,九二元。我对当时的工资制度不太明了,不过这么多津贴在那时肯定是天文数字。
这种津贴一般是给苏联人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很快注意到表格的角落有行字:广西思张家铺遗址考古工程外派人员津贴表。
对了!就是这个!
翻了翻,所有的页数都已经打乱,下面是表格的延伸,都是一些人名,在最后有一个章,确实是这个考古研究所的戳。我在这个戳里看到了一个ri期,是一九五六年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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