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不知为何陛下如此问,连忙回应,“除了陛下所送来的十来私奴,外加后来主动愿成为长安乡私奴的人,其他的都未入我长安乡私奴籍。”
大秦户籍制度森严,管理严格,按百姓的社会地位来划分户籍,主要分为普通民户籍、役籍、徒籍、私奴籍、市籍、弟子籍、高爵位籍、宗室籍等。
私奴便是奴役,一旦加入,便终身为主家的奴,很难再改变。
现下权贵大多拥有自己的私奴,比如说,某权贵有地万亩,他们不可能自己耕种,便想方设法弄来奴役,让之加入私奴籍,终身为其效劳。
像李肇这种只有少量的私奴,的确很少见。
“哦!为何?”嬴政不解李肇的做法。私奴是当下权贵常用的手段,而李肇如此做,有点匪夷所思。
李肇一拱手,“陛下,长安乡没有私奴一说,没有必要执意去弄私奴籍,我们,皆是一家人,一家人便不会在乎这些。”
的确,长安乡被他开发以来,人数越来越多,但他从未将他们当做奴,更未虐待他们,有的只有平等相处,这也是为何阿超敢和他没大没小地说话的原因。
一家人,从无奴和主之分,只有分工合作,各施其职,各尽其责。
这和其他权贵做法迥然不同。
“皆是一家人?没有私奴之说?这好吗?”嬴政陷入沉思。
和陛下接触久了,李肇并不显得很局促,也能畅所欲言,“好不好得看实际情况?”
“陛下请看私奴藉,大部分都是普通民户藉,你看他们干活的效果怎样?”
“很不错,积极性很高。”
“这和其他权贵私奴相比,如何?”
“有过之而无不及。”嬴政不是胡乱说,身为皇,掌控八方,更有着黑冰台监察百官,谁家情况如何,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就比如李肇家,他就能说出李念的名字来。
是的,一般权贵家私奴干活积极性不高,有些为了让奴役干活,还专门叫人来管理,鞭打是少不了的。
但长安乡的私奴却不同,完全不用人管,很自觉地干着活,效率很高,更难得的是,那些非私奴籍的农人,干活积极性也很高,就如此地乃他家的一般。
只是他很不解,不用私刑,不设奴藉,也能让这些下人乖乖听话干活,李肇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是他自身的魅力征服了这些人?这个想法出,嬴政想想便觉得可笑,李肇是什么人他还不清楚吗?
自私自利,毫无魅力可言。
“你是如何做到的?”嬴政饶有兴趣地问。
李肇也不隐瞒,说:“私奴,平等对待,农人,以酬劳聘之。”
秦朝虽说是封建社会,却是在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度。
依旧存在着奴隶社会的陋习,平等对待私奴是不可能的,在权贵眼里,奴便是下等人,不配平等对待,聘用更不必说。
大秦少有聘用之说。
大秦重农,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的手里,所以每位地主的手里都有很多私奴,私奴便是主家的奴隶,根本不存在聘用之说。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雇农,即是将土地分给农人耕种,地主收取地租,这种情况可提升农人干活的积极性,但也不能说是聘用。
所以,李肇说出这话来,令嬴政眼睛大了大,这个时代存在观念令他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
但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问:“平等对待私奴我可以理解,但酬劳聘之,何解?”
李肇笑了笑,指了指自己,“陛下,臣身为主将,可有俸禄?”
“当然!”
“这便是陛下以酬劳聘臣,臣为陛下效劳,陛下便报以我酬劳,其实道理都一样的,只是这酬劳聘之只存在于朝廷中,却少有人想到用之百姓身上罢了。”
“其实长安乡之农人为何如此积极,是因为臣聘用之为臣干活,臣给他酬劳。”
“有了酬劳,便可改善自家生活,摆脱困苦。”
“聘之干活?为何不租其地,从而收取租金??”嬴政问。
李肇对着嬴政一拱手,身体微微鞠躬,说:“租地固然是好,却让农人喘不过气来。”
“陛下有所不知,长安乡所招揽的农人皆是附近农人,他们本身便有自己的地要耕种,如果再租给他们地,两头不相顾,只会令他们难以对付。”
“我之聘用只是在闲时让他们来干活,从而付给他们酬劳。”
“哦!还能如此操作?”
“是的陛下,咱大秦的赋税主要落是普通民户身上,他们既要背负赋税,又要给租金,所剩仅能维持生计,如果年冬不好,收成锐减,还会面临挨饿的份儿。”
“所以臣想了,何不给他们多一份收入,减轻他们的压力,对他们对臣来说,都是好的。”
“其实他们都很乐意接受这种方法,遂才会积极的干活。”
嬴政听之沉默了,农人在忙自家活儿的同时抽空来长安乡干活,这便能得到另一份收入,减轻自身负担,正因为他们不抗拒这种方式,甚至还很推崇,从而调动他们干活的积极性。
听起来真有那么一回事。
比之私奴或租地甚之呀!
“当然,有些农人本身地少,入不敷出,几乎沦落到成为流民的境地,我长安乡收留之,像这样的农人,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臣便聘用为长工,签订契约,只为长安乡服务,每月领取相当酬劳。”
“臣称之为合同工,而临时来帮忙的,称之为临时工。”
“两工并用,便是长安乡做法。”
李肇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毫无保留地将长安乡对用工的操作说了出来。
嬴政陷入沉思,一会儿皱眉,一会点头,样子十分滑稽。
“这便是萧何所说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他突然想起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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