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道：“略微有些了解。”

弗洛伊德已经快80岁了，但他的心理学研究从未停止，这些年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个人转向宗教、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比如《一种幻想的未来》，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宗教，认为宗教是一种幻想，是人类必须摆脱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病阶段。又比如《文明及其不满》，主要阐述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与对立。

弗洛伊德说：“周，我读过你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系列论文，你们是从哲学角度分析阐述人类文明。而我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它，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标是把人类个体、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这就是人类的本来面目。它源于生存的本能，人类生的本能推动了文明和社会的形成。”

罗曼罗兰道：“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人类的欲望推动者社会和文明发展，但有时候欲望也会带来毁灭和退步。”

“比如战争。”爱因斯坦说。

弗洛伊德道：“战争也源于本能。人类有两大本能，一个是生存本能，一个是死亡本能。死亡本能赋予人类以进攻性和毁灭性，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斗争，是爱神与死神之间的斗争，也是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

周赫煊皱眉说：“但我觉得，以前的殖民战争，20年前的欧洲大战，以及现在日本侵略中国，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掠夺。这种掠夺是在争抢利益空间，也是生存本能在驱使，跟死亡本能没有多大关系。”

“不不不，”弗洛伊德连连摇头，“死亡本能的表现有内外两种，对内表现为消极、自我放逐、自我惩戒、自虐甚至是自杀行为，而对外则表现为破坏与攻击。战争可以算是死亡本能向外发展的终极体现，其中虽然也包含着生存本能因素，但不管有多少理性主义动机，其中的毁灭欲望都占据最大分量。”

周赫煊问道：“那如果一个爱国者，为了保卫国家、保护文化、保护家庭和亲人，自发地踏上战场呢？他的行为也是死亡本能在驱使吗？”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弗洛伊德道，“爱国者在踏上战场前，他的动机源于爱的本能，也就是生存本能，这是一种扼制战争的行为。但当他踏上战场以后，一切爱的本能都会被忽略，变成由死亡本能来主导。你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有善恶的道德观念，要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本能就是本能，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它不应该有善恶之分。只不过，爱的本能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而死亡本能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

罗曼罗兰问：“那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要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呢？”

“理性与道德，”弗洛伊德说，“人和动物都有本能，而人除了拥有本能之外，还有自我和超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后天形成的，它给人带来理性，让人懂得趋吉避险。而超我意识更是让人拥有伦理道德，比如周所说的爱国者，这就是一种超我在主导行动。想要避免和终止战争，需要用理性来认识战争的可怕，需要用道德来压制死亡本能带来的毁灭欲望。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用理性与道德来制定一套规则，让所有国家和人类都去遵守，不敢轻易破坏这种规则而发动战争。”

周赫煊感觉好有道理，居然无言以对。

弗洛伊德又说：“其实不仅是战争，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充斥着人的非理性，每个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会，并且慢慢被约束和改造，被伦理、道德、风俗所束缚。人影响社会，社会又影响人，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超脱出来，并对社会造成良性的影响。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导致个体反对全体，或者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生出毁灭世界的念头，而被道德伦理约束后，这种毁灭世界的念头就会对内转为消极自毁。这种进攻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它是和爱的本能共存的，一起享有着对世界的统治权。向前发展的社会文明，就是爱的本能与良好的道德伦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倒退衰落的社会文明，则是死亡本能与坏的道德伦理，带来的消极的影响。无论是人，还是文明、社会与国家，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爱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平衡。”

“我明白了，修身与治国之道，就是学会运用这种平衡。”周赫煊茅塞顿开，感觉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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