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担任国军某团管区司令的李邵良回忆，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0.8元作为基本开支，每月至少有3000元收入，但这些钱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称这种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还没黑安家费。

河南那边就更无耻——

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的紧缺物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水银出口。为了得到水银，河南的军官就利用送壮丁参军的机会，让壮丁挑运物资到重庆换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着水银回河南，经常是以50%的新兵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到了1943年，国府颁布《新兵役法》，把学生也纳入义务兵役范畴。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00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000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000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000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00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0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钱吉愤懑道：“怎么能这样？按照兵役法，独子是不用服兵役的！”

李宗吾冷笑道：“当官的为了立功，一个个积极得很。兵员不满就抓壮丁，先抓叫花子流浪汉，再抓这种独门单身汉，反正抓再多也不会惹麻烦。”

周赫煊没有参与讨论，他看到的资料比这更惨。因为1940年还算好的，到了1942年以后，国党抓起壮丁来简直无法无天——壮丁一路死一路跑，缺额只能半路上补充，沿途看到有农民、商贩、渔夫、纤夫……偏僻地方是见一个抓一个，就连老人和孩子也抓，甚至跑到茶馆酒楼去抓厨师和茶倌（外地人）。

老百姓为了躲兵役，就装疯卖傻，甚至自残，切手指、戳眼睛的不在少数。

不是百姓不爱国，而是新兵死亡率太高，还没上战场就有可能死上好几成。

周赫煊也懒得给常凯申谏言，懒得反映这些糟糕情况。因为常凯申是知道实情的，但国府上下已经烂到根子里了，中央再三令五申也对此毫无办法，中底层行政系统早就失控了，或者说从来都没有效控制过。

只有哪里闹出了民变，或者实在是吃相太难看，才会被老蒋抓典型狠狠惩治。对于富顺县这种程度的抓壮丁，老蒋不但不会惩处，反而会给县长发嘉奖令。

一直到回了家里，李宗吾还在发牢骚：“现在不止是抓壮丁抓得厉害，赋税也高得很。老百姓肚皮都填不饱，政府还号召为国勒紧裤腰带，号召公务员和老百姓一日两餐，说这些粮食能省下来打鬼子。打尼玛个鬼子哦！这要是抗战能够胜利，以后肯定是共党坐天下，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周赫煊笑道：“李兄，莫谈国事，小心隔墙有耳。”

李宗吾满不在乎：“他来抓我啊。我跟爱因斯坦同年，爱因斯坦都享誉全球了，我才享誉四川。老蒋要是来抓我，那我就又出名了，肯定能够名满全国！”

南怀瑾说：“周先生，你是有机会面见蒋总裁的，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反映一下。”

“嗯，我会反映。”周赫煊不想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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